但是传教士对中国教育行为的介入则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改革与推动。传教士在来华后，发现单纯的传教行为始终不能引起中国大众的注意。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大众有如此渴望通过读书光耀门楣。于是办学成为了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宗教思想的一个突破口。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教会学校中不仅招收传统教育中的主体——男性，而且女性也被纳入了招收的范围。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排外、自大情绪的泛滥，一般的家境殷实或者是士大夫阶层始终都不会将自己的孩子送入外国传教士举办的教会学校。所以，入读教会学校的大部分都是家境贫寒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子弟。“教会女子学校常常通过提供住宿、发放衣物甚至发放津贴、书籍来吸引那些最贫苦的女孩。”⁽⁵⁾通过教会学校，以往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的阶层也接触到了教育，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甚至于得到出国深造的机会，大大的扩展了中国受教育的阶层，及其受教育的高度，为以后的社会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储备力量。据有关资料统计：“1926年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十分之九为留学生。而当时高等以上学校教授科学的教师，几乎全都是留学生”⁽⁶⁾。

同时，传教士作为一个强势的团体，以其强有力的势力在客观上遏制了封建主义的压迫，提出并实施了一定程度上的有利于教育近代化的建议。美国的传教士狄考文曾经说：“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非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领袖。”⁽⁷⁾虽然从这段话中，大部分人从中看到的是西方的传教士想要通过教会学校的开办，通过培养一批人为其犬牙，进而通过他们控制整个中国的野心。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的主要目的并没有在中国实现，反而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卓绝的封建的斗士，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的教育近代化的过程。在传统的教育改革当中，通常是聘用一部分外教加上本土的一些学者的参与共同进行。但是不能忽视的是本土教育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希望过度的改变中国的教育方法。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涉及了阶级利益的调整。所以单靠本土学者是很难对中国的教育体制进行实质上的撼动的。

传教士作为外来的重要的势力集团，在政治、经济上都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力支持。也正是由于如此，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改革中，能够有力的压制封建势力，掌握较大的话语权。无论是马礼逊教育会，还是益智书会抑或是中国教育会，都对中国的教育近代化提出了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的建议，其中包括统一教材的编订，授课内容的挑选，对当代教育的评论以及建议等等。甚至有些传教士通过在政府的教育行政机构中或者学校中任职，来正式的参加的中国内部的运转机构中，实现更加有效的改革举措。清政府于1862年开设了同文馆“在这些学校里，有许多传教士担任教习和总教习，如北京同文馆有包尔滕、弗兰雅、丁韪良等”，⁽⁸⁾虽然同文馆是有中国官方举办，但是实际的掌控权还是掌握在以赫德为首的外国势力手中。所以同文馆的日常运作是有身为总教习的传教士们决定的。当然，由于传教士并非职业的教师，也由于其目的也并不是通过传授科学使中国强大起来，所以在同文馆的运转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但是同文馆也确实为中国提供了大批翻译和高级官员，翻译了一大批有意义的科学著作，举办了在当时相当陌生的自然科学的课程，为中国的近代化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力的范本。